[61] 《汉书·贾谊传》[62] 《史记·商君列传》[63] 《韩非子·五蠹》关于韩非由性恶论而出的严刑峻法主张的思想脉络，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二道与法中有关韩非的部分。

[43]把他推到了否定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的前列。实质上，这种混淆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混乱。

这里介绍了十恶罪名的来龙去脉，重点是八个字——亏损名教，毁裂冠冕，指其是对道德伦理的严重败坏。他也知道道德与法律有诸多联系，[51]但不认为这些联系具有本质的、必然的属性。[11] 《申鉴·杂言（下）》，转引自同上，第122页。赡养老人，不使有缺，但要力所能及。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

是以降纶言於台铉，挥折简於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14] 看到这一条，我想到博登海默慨叹普通法没有救人急难的法律，因而畅想：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入强制性法律的领域。[7] 《荀子·性恶》[8] 《荀子·正名》[9] 《史记·货殖列传》[10] 《史记·货殖列传》[11] 同上。

话说回来，权利在宗法关系中的淡化，根本上还在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人类从原始氏族社会走来，在被美化了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迈向小康社会之际，这个变化孔子是洞察到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也就是说，在商品交换中，社会分工和产权关系是自身加强的。[77]外国人对中华法系了解不深，误认为中国法律不讲权利，尚还情有可原，中国法学家自己也这样说，就不只是数典忘祖，还兼带食古不化了。司马迁在区分本富和末富时，实际上在延用中国传统中关于本业和末业的划分，本业指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34]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则注重功利之说，欧阳修、王安石之属在具体的行政中把功利思想贯穿其中，李觏则在理论上加以申明，他指出：愚窃观儒者之说鲜不贵义而贱利。[1]《史记》言：家累数千金，食客月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

陈顾远只是其中一例，而另一更有名的法学家竟然这样认为：明白地说，道德诚然是法律所应该承认并且保障的一种社会利益，但是还有其他的许多利益——例如学术、货殖、科学上的发明、衣食住行的改进、个性的发展、生活的舒适，——也是要法律承认和保障并且促进的。[26]开宗明义，强调仁义、道德是本，权利、财货是末，并认为利是道德败坏之原。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只有皇家的利益，而没有民众的权利？民众的利益是否也得到保护？民众的权利当然也得到了保护!这方面的法规很多，一般的规定就不说了，举几条将官家与百姓一视同仁的。荀子的议论或许太深奥了，另一位古人通俗性的表达，我们更容易理解，司马迁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此说若成立，那么中国的民事纠纷、权利保护早就在法制中了。虽未尽可亶用，宜若有可行者焉。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权利一 权利发微权利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而作为法律术语的权利，却是近代的发明，其间曲折，略作说明。

……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72]由此进一步断言：中国人这样看问题的方法使他们对我们的法的观念及其严格性和抽象性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强调权利，因为每人的义务应该是相互谅解，在必要时，为大家的利益而作出让步。

[36] 萧公权先生评论道：殆由潮流所向，虽得李氏（李觏）之明辨，亦无以挽回之欤。针对税收官吏骚扰客商，求以宽民，反以困商的情形，发出商独非民乎？的吁请。

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由此可见，从孟子到宋明理学，都没有把人们正常的利益需求看作是利或权利，只是把那些过多过盛的、主观意愿的利益追求看成利或权利，是必须反对的。[40]孟子在驳斥梁惠王何必曰利时，认为梁惠王只关心利而不关心仁义，一头钻在利里头了。因为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个人利得最大化，[54]使人们尽可能地谋求个人利益的实现，而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的财产意识和财产行为会更为明确更为强烈，人们只有保持个人的产权，个人的利益才可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有赖于个人产权最大限度地保持。[7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398—399页。可见财产（权利）关系相比于宗法关系是被忽略了或被稀释了。

事见《史记·平准书》[40] 关于主体性，黑格尔有一段精彩的话：所以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为存在的那种自由的单一体。[56] 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划分，其具体的私有制形态多种多样，呈现出不同的层级和历史变化。

其实，权利对rights的这种迻译并不准确，而且造成混乱。在儒家崇义绌利的总趋向下，对义与利或道德与权利关系的认识，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已经是很周全的考虑了。奸富是指那些用非法的手段如挖坟盗墓、私铸钱币等获致的财富。

五作泄泻解……权利联用，一般指权势和货财，意指两物。从我们以上列举的《周礼》中的这些内容来看，中国古代民众的权利并未被忽略，而是有一整套的机制来加以促进和保护，仔细研读《周礼》，你会为这一套细致入微的机制而叹服。[14] 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43] 《朱子语类》卷十三[44] 《二程语录》卷十七[45] 同上，卷十九[46] 《盐铁论·力耕》[47] 后世发展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权利，大多可以视为这一基本权利的副产品或衍生物。

以上我们只是举了《唐律疏议》中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宗法关系对财产（权利）关系的稀释，这样的例子在《唐律疏议》中不仅于此。这后一条，是刑事惩罚兼带民事赔偿。

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伐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风风不可胜听，如品即口以成事，此岂明主所欲闻哉？[30]文学贤良一方似乎更加振振有词：诸生对册，殊路同归，指在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这种追逐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不能轻易拂逆的。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先讲权，权有多义，一秤锤。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因此，我们在《唐律疏议》中看到那些针对亲亲、尊尊的犯罪，惩罚都重得多，有些被判入十恶之中。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內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

也源于对权利未作明确界定，只认为权利是来自经商所得的货财而加于反对，因此失之偏颇。徇罚类似于让犯罪人在市场内罚站示众。

如杂律397：受寄物费用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輒费用者，坐赃论減一等。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没有权利的现代解，不足为怪，这要等到近现代的权利关系得到蓬勃发展、权利冲突日益繁多之际，才会在文字和词义中表达出来。

以上数例对权利一词的使用，都是负面的、贬义的，甚至可直接看作腐败的代名词。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